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2024年10月18日至20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四川省文物局、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支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广汉市人民政府、三星堆遗址管理委员会、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承办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十一次年会“互动与交流视野下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广汉会展国际酒店举办。

▲ 会议现场

本次会议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加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理论阐释。同时也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

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关强，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秘书长闫亚林，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刘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张志琦，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唐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秘书长沈睿文，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四川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唐飞，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黄进，德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刘光强，德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宏，德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成钢，广汉市委书记王锐，广汉市人民政府市长胡涛，中国考古学会的各位理事、常务理事，全国各考古科研单位、高校的有关专家学者，三星堆遗址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负责同志，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物报等媒体代表出席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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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上午的开幕式由刘国祥主持。刘光强、唐飞、陈星灿、关强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

刘光强指出，中国考古学会年会是我国考古学界规格最高、影响最广、权威性最强的盛会之一，本次年会以“互动与交流视野下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为题，围绕考古文博事业发展作深入探讨和交流，出席年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在遗址保护、考古研究、文物利用等领域经验丰富，成就卓越，必将对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保护利用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他热切期盼各位领导、专家一如既往地对三星堆文物保护利用多提宝贵意见，诚挚邀请大家多到广汉、德阳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多彩的人文之意，体验独特的文化魅力。

唐飞表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一周年的重要时刻，衷心感谢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的信任，将学会第二十一次年会放在四川举行，围绕“互动与交流视野下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主题进行学术研讨。这不仅是对四川考古工作的有力促进，也是学习聆听各位专家学者真知灼见的宝贵契机。当前我们正在国家文物局支持指导下，按照“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整体部署、系统地开展三星堆—金沙遗址考古和研究阐释工作，全力推进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可谓正当其时，势必为遗址考古研究和保护利用工作拓展视野、凝聚智慧。

▲ 唐飞局长致辞

陈星灿强调，要继续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为引领，全面贯彻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科学谋划布局，统筹力量资源，进一步实证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形成的历史脉络，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历程，研究阐释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我们考古人的力量。

▲ 陈星灿理事长致辞

关强强调，国家文物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为目标，持续推进行业深化改革，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统筹开展“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启动“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四川皮洛、浙江皇朝墩、内蒙古元宝山、河南八里桥、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重要发现生动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他认为本次年会聚焦互动与交流视野下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在殷墟、三星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等地关于青铜文明研究阐释所做的重要指示精神，突出学术热点，回应学界与公众关切，是新时代文物考古工作者诠释中华文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实践。

▲ 关强副局长讲话

同时，关强就新阶段中国考古学发展提出重要意见，包括聚焦重大课题联合攻关、提升田野考古工作质量、推进理论探索和学术学科体系建设、加强科技应用支撑、拓展国际发展格局、推进考古资料整理发表、培养壮大人才队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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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结束后，在沈睿文和刘国祥的主持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许丹阳、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先后发表主旨演讲。

许丹阳以《三星堆遗址真武宫玉石器作坊考古发现与阶段性研究》为题介绍了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发现。2022年至202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故宫博物院对三星堆遗址真武宫地点再次进行考古发掘与勘探，明确该地点先秦时期遗存的年代从距今3900年左右延续至晚商殷墟二期，确认了商代中期的多座大中型建筑以及玉石器作坊相关遗存，对于认识三星堆遗址聚落结构、手工业生产技术体系等关键问题意义重大。阶段性研究表明，本次发掘出土石器材质多样，包括板岩、砂岩、凝灰岩、流纹岩、蛇纹岩等类别，与成都平原西北部龙门山地区的岩石种类基本吻合，推测三星堆石器主要的原料产地可能在龙门山。石器功能的微痕分析显示，石锛和砺石等工具类石器具有生产使用的痕迹，而整坑埋藏的石斧数量众多、并未发现明显的使用痕迹，应当是玉石器作坊生产出的成品，但还未投入实际的使用中。

▲ 许丹阳做主旨发言

董静的汇报题目为《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利用》，她详细介绍了针对三星堆遗址保护利用开展的具体工作，包括全面加强管理，系统性地构建遗产保护生态；加大保护力度，加强规划引领，高标准开展申遗文本的编制和保护工程，压实安全责任，深化考古研究；注重合理利用，多维度阐释遗产的价值内涵；构建科学的遗址展示体系，多措并举做好文物保护展示，加强公众考古教育与传播。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提出了未来工作规划，如加强遗址的保护和环境整治、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博物馆、深化文物保护修复、加强科技攻关和促进融合创新等。

方勤的汇报题目为《以新发现为基础的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新认识》，介绍了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开展以来，九里岗、石家河、孙家岗、邓家湾、八里桥、鲁台山、黑鱼咀、大湖咀、苏家垄、武王墩等考古项目取得的新收获，以上收获拓展了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的新视野，深化了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年文明史，以及南北文化交流的认识。

徐良高以《考古发现所见商周时期吴越地区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与文化交流》为题，介绍了东苕溪原始瓷与印文硬陶窑址群，商至西周时期的以昆山大型遗址与高等级建筑基址为中心的遗址群，鹰潭角山制陶作坊遗址，高等级土墩墓群，东周时期的大型城址及其周边居址、墓葬为代表的一系列高等级遗址等。他认为这些遗存展现了东南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及其演变，为认识吴越两国兴起之前的当地社会面貌和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吴越两国兴起以后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科技水平、文化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由此得出了重要认识，如东周时期吴越两国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东南地区手工业生产方式与经济模式及其与中原地区的异同、吴越两国出现于历史舞台之前的东南地区社会发展状态、东南地区商周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及其融入“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大家庭的历史进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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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下午的研讨分别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种建荣、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副院长游富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史时期考古教研室主任杨哲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主任吴小红、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先后主持。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的汇报题目为《近年来安徽夏商周考古的新进展》，系统介绍了安徽省重点围绕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海岱地区夏商西周考古研究”三大课题开展的夏商周考古工作及其重要发现。夏代考古工作包括蚌埠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和大型礼仪性建筑及相关祭祀活动遗存的发现与早期夏文化的探索；斗鸡台文化特别是肥西三官庙遗址夏商之际青铜器群的新发现与新认识；淮河流域发现了多处包含有岳石文化遗存的遗址；长江以南马鞍山等地点将台文化遗存的发现；铜陵师姑墩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综合研究。商代考古工作包括中商时期淮河中游青铜文明中心阜南台家寺遗址的重要发现；皖西南的怀宁琚新屋遗址发现殷墟时期文化遗存；安徽长江以南湖熟文化遗存的发现及其与吴文化源流关系的进一步探讨。周代淮夷方国、吴、越、楚、蔡、钟离等文化遗存，沿江地区铜矿开采与冶铸遗存均有大量发现。相关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凸显了夏商周时期安徽江淮地区作为“金道锡行”的重要资源、交通与文化走廊地位。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程义以《金城新村考古发现与思考》为题，介绍了金城新村遗址考古发现。遗址出土典型秦代风格的瓦当、陶水管、大型板瓦筒瓦的发现，为确认秦会稽郡提供了坚实证据。根据以上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程义认为苏州古城就是春秋晚期吴都姑苏城所在地，也是楚江东郡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牛世山汇报题目为《殷墟（大邑商）布局研究的新进展——2023-2024年殷墟洹河北岸地区考古新收获》，介绍了2023—2024年殷墟洹河北岸地区考古工作的重要进展，包括洹河北岸地区探出四横两纵的路沟以及沟渠，西北冈商王陵区东区新探180座陪葬墓，在西区发现疑似大墓两座。中部偏南的大型祭祀坑发现象、圣水牛、鹿、野猪等动物。王陵区以西探出巨型沙坑，在侯家庄南地宽达百米的沙土带；武官东南地发现洹河古河道的北岸，武官西南地发现古洹河的南岸。以上发现显著推动了殷墟（大邑商）规划与布局、商文化与商代社会的研究。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忠华以《近年来云南青铜时代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题，介绍近十年来围绕云南青铜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对剑川海门口、宾川白羊村等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围绕滇、昆明、哀牢等西南夷族属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对晋宁河泊所、祥云大波那等遗址墓地进行的发掘；同时配合基本建设，在金沙江中游及滇西北区域开展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这些考古工作都取得诸多重要发现和认识。随着主动性课题项目的实施、多学科合作研究及科技考古工作的加强，学界将会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到云南青铜时代遗存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九江以《试论城洋铜器群的文化属性》为题，指出城洋铜器群发现于陕南汉中盆地的城固、洋县一带，具有商文化和地域特色的双重特点，其分布范围和部分文化因素与宝山文化相同，应由同一个族群创造。他认为宝山文化与早期巴蜀文化有密切联系，但整体上属于早期巴文化群，尤其受分布在狭义三峡地区的路家河文化影响较深。另从历史文献、甲骨文记录、相关考古背景看，城洋铜器群和宝山文化的创造者应属早期巴文化族群，且城洋地区是早期巴文化的政治和宗教中心。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高成林发言题目为《关于湖南商州青铜器的若干思考》，结合新出土材料对出土铜器进行系统梳理，并通过遗址发掘，建立和完善湖南地区商周考古学文化的序列，理清炭河里文化的来龙去脉。他指出湖南商周青铜器并不是一个整体，至少由三部分组成，即殷墟二期前后的青铜器、殷墟二期以后的“商代南方青铜器”和商末周初的青铜器。根据遗址发掘梳理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湘江地区考古学文化变迁，他认为长江（包括湘江）流域商周之际考古学文化的更替可能与中原商周更替的大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炭河里文化的出现与兴起可能与商周更替和周初分封有关。西周王朝建立后，实行分封，不仅确立了炭河里文化在湘江流域的统治地位，而且可能还赏赐了一批战利品和人员（包括一批铸铜的手工业工匠）。随着这批移民的到来，湖南早期越式青铜器兴起。

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宝山以《从无锡地区商州遗址看泰伯奔吴的可能性》为题，介绍无锡地区商周至战国早期重要遗址，并从文化面貌上分析，无锡的商代遗存均明显兼具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特色，正好处于两个文化的交流融合区域。以上发现为研究商代时期太湖流域的文化面貌和探寻吴越文化的源头等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另外，无锡新吴区梅里遗址首次在文献记载的泰伯所奔的“无锡梅里”伯渎河两岸发现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的遗存，为研究历史记载的“泰伯奔吴”“泰伯居梅里”提供了关联性证据。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文胜的演讲题目为《青铜文明视角下的夏商周三代同源与复合族群探讨》，从中国青铜文化的特性、青铜器使用的发展演变和中国礼制文化等角度探讨夏商周三代同源的问题。他认为殷商文明将以中原为中心的工业文明复合体推向了物质文化的高峰。殷周革命后建立在中原农耕文明之上的周礼制文化更是从上层社会治理层面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多元。三代同源这一历史命题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多元与一统，考古学研究为这一命题提供了“形而下”物质层面的支撑。成熟期的礼制等级化是三代同源最为显著的特征，等级导致差异，差异意味着秩序。中国礼制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秩序体系，体现了华夏文明与中国多元文化的多元复合，以及中国文化的多元统一。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张闻捷以《考古所见春秋战国时期的占卜术》为题，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发现的甲骨及简帛资料。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数术思想和各种数术活动发展迅速，其地位逐渐超越以鬼神信仰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巫术，占卜术出现了多元化、阴阳五行化、礼制化等许多新的特征。考古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占卜相关实物资料，弥补了依靠传世文献研究的不足，对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占卜术的发展演变以及古人的意识形态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细致考察这些春秋、战国时期的卜骨资料及整治、兆痕等特征，可以揭示出许多与商周时期卜骨不同的新特点。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田野考古研究所所长田伟的汇报题目为《试析长江中下游地区夏商时期的矿冶遗存》，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现的与铜矿冶生产有关的夏商时期遗存。他认为大致在商代早、中期之际，受中条山地区矿冶活动逐渐停滞等因素的影响，以商文化为主体的矿冶遗址在多地出现，并在商代中期兴盛起来，成为商王朝重要的铜料来源地，如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西瑞昌铜岭群之所见。商代晚期，商文化分布范围大幅缩减，几个矿冶产地均成为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但商王朝对于金属矿料资源的需求有增无减，说明王朝在晚期阶段获取矿料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张爱冰以《安徽沿江地区铜矿冶遗产构成及价值阐释》为题，介绍了安徽沿江地区采矿—冶炼—铸造一体化的冶金工业体系，他把先秦时期安徽沿江地区冶铜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由于地处长江中下游多金属成矿带，铁、铜、金矿产资源丰富，至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该地区铜基冶金已经建立，冶铜术或直接为中原王朝控制；商王朝时期，中原王朝在颍淮交汇地带建立了大型青铜冶铸中心，在沿江铜矿带进行一定规模的采冶活动，并在江淮中部巢湖、派河流域建立据点以维持铜料运输路线，冶铜术或继续为中原王朝垄断；周王朝时期，江淮地区为淮夷、群舒活动区域，淮夷对中原王朝时服时叛，斗争持续不断，江淮地区的青铜冶铸行为应为淮夷和群舒文化范畴，中原王朝已失去对冶铜技术的控制和垄断。先秦时期安徽沿江地区的青铜冶铸以“硫化铜（含硫氧化矿）—铜”工艺为主，可能同时采用了“硫化铜矿—冰铜—铜”冶炼技术。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的汇报题目为《从夷夏东西到夷夏融合——以古文字学和人骨病理学为依据》，通过对夷、夏造字本意的考察，得出夷为蹲踞，夏为跽坐，所谓的夷、夏之别，实际上反映了两个族群在坐姿和行为礼节差异等结论；对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仰韶时代至商代四百多例成年男女人骨的考察，证明了中原华夏族群通行跽坐，海岱东夷族群流行蹲踞，而到了商代东夷族群逐渐被同化的事实，解释了商代甲骨文夷字由“屈膝”的“夷”到“站立”的“人”字形演变的背景。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主任杨益民以《湖北商周时期陶器有机残留物的初步分析》为题介绍了湖北随枣走廊庙台子遗址、武汉盘龙城遗址商周时期陶片开展的脂质分析结果。庙台子遗址的商代居民以非反刍动物（猪）为主要肉食来源，西周时期则以家养反刍动物为主，到了战国时期则又以非反刍动物为主。商和西周时期，家养动物的食谱中都有大量的C4植物，反映了当地粟作农业较为发达。盘龙城遗址商代陶片主要以加工非反刍动物（可能是鱼）为主，少数陶片加工了食谱中含有C4植物的反刍动物。反映了两地都是稻粟混作区，同时两地食谱的差异应该和当地的环境密切相关。同时，没有看到加工奶制品的迹象，可能和南方人群的乳糖不耐或反刍动物的用途相关。

▲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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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最后，由施劲松作总结发言。

他认为目前大家所认识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并不成其为一个系统，各区域的青铜文化在长江流域形成的只是一个板块结构，长江上、中、下游同时期的文化存在明显差别。这是因为各区域的文化是在相对独立的区域内形成和发展的，有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渊源，和中原文明也有着不一样的联系。但另一方面，各区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沟通、交流，各区域的文化也存在若干共性。因此，可以、而且也有必要将整个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研究表明，要认识一个区域或者一个流域的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多种理论、方法，深入地研究各区域的各类考古材料，对区域的研究是关键。同时也需要研究其他区域的材料，研究相邻的区域，探索文化接触、交流、传播。即使是对于那些不直接相邻的区域的考察，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各地文化发展的共通或者独特的轨迹。

施劲松就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研究提出重要建议：要进一步开展多学科研究。相比于对中原地区开展的研究，针对长江流域的考古材料进行的多学科研究需要加强。关于区域和文化的互动交流，除了比较出土材料表面的异同、探讨器物的传播外，我们要继续深入地考察资源、技术、观念的流传，以及人群的流动，探寻文化交流的动因、方式和结果。互动也不只是区域间的互动，还可以考虑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互动，互动应有多重涵义。区域文化研究是基础，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学术设计，开展一些专题研究，比如对环境、资源、技术、交通、族群、宗教信仰、社会样貌等，开展专门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突破区域的界限，从而有助于我们获得一些更具有整体性的认识。

他表示，本次研讨的议题，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从青铜文明的史前基础，到东周、秦汉时期的发展走向，内容丰富，交流深入，成果丰硕，研讨会达到了预期的学术目的。

▲ 会议嘉宾合影

图文来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

核稿：冉宏林